本论文研究古罗马西塞罗法庭演说的修辞范式及相关问题。本论文采用“外位性”视角，结合罗马共和国末期的历史、政治、法律、社会和文化背景，分析西塞罗法庭演说的修辞范式，探讨其修辞范式与法庭正义之间的形上关系，探寻西塞罗法庭演说的魅力历久弥新的根源，评估西塞罗法庭演说之于中国的意义和价值。 在罗马共和国末期的寡头统治政制下，西塞罗作为庇护人代理被庇护人进行司法诉讼。西塞罗善于利用罗马法庭自身的结构和开放性的本质特征，熟悉掌握并纯熟运用罗马法庭修辞技术，在演说中逐渐获取了政治地位和荣誉，也在成功的法庭诉讼中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修辞范式。 “人格攻讦”、演说家的“入侵”是西塞罗中前期法庭演说十分突出的两种基本修辞范式，它们在西方修辞传统中都有着深厚的渊源和基础。西塞罗针对当事人的“人格攻讦”的类型的典范运用并未流于谩骂，而是紧密围绕法庭论证的核心观点，为摧毁对方的“性格”服务。在“人格攻讦”的“修辞术”背后，法庭成员（包括读者）往往难以辨认“事实真相”。演说家的“入侵”则相反，重在展示、构建西塞罗作为律师演说家在人生不同重要阶段体现出来的丰富“性格”：挑战者、社会公正代言人、国家责任人、受迫害的“祖国之父”。这些不同的性格的展示，既反映了西塞罗个人的命运与罗马共和国的兴衰荣辱之间的某种对应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西塞罗在适应罗马共和国末期风云诡谲的政治纷争中的生存手段和斗争策略。 公元前45年内战结束之后，在法庭结构和程序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西塞罗法庭演说的政治意图表现得前所未有的强烈。为实现说服恺撒归还共和国的目标，西塞罗主动调整并创造了三种新的法庭修辞范式：真诚的赞颂、默契的表演、辩护中的指控。这三种新的法庭修辞范式是在与走向君主独裁统治的恺撒的互动中形成的，反映了西塞罗对恺撒的三种不同态度：热情期待、默契妥协以及失望之余的反抗。 西塞罗法庭演说的修辞范式的构建和使用，是以实现西塞罗式法庭正义这个理想为核心的。西塞罗式法庭正义以自然法理性主义为法哲学根基，通过不同的风格展现西塞罗追求正义的决心、对待权威的态度与方法。西塞罗式法庭正义与共和国命运“同频共振”，二者的终结在很大程度上也意味着罗马法庭修辞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