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个体的香会—百年来北京城“井”字里外的社会、关系与信仰》以北京地区的香会组织为调查对象，在把握社会语境的前提下，立足于笔者对北京城乡10个区县67个香会的普查，本文以太平同乐秧歌圣会、众友同心中幡圣会、聚义同善天缘狮会和亲友同乐清茶圣会为关注重点，通过对信众宗教实践的分析认识他们的宗教生活，对中国民间宗教的特征及其研究范式进行反思，亦为国家宗教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提供经验事实和理论依据。本文首置绪论，尾置结语，中间共分六章。绪论部分交代了研究缘起与研究对象，在对中国民间宗教尤其是民间宗教组织研究现状反思的基础上，本文吸收了周越与Ian Reader分别提出的“做宗教”和将宗教视为“日常的实践”的观点，从日常生活的层面关注于信众宗教实践中的关系维度，从香会的诚起、香会群体的维系、会与会之间的交往和香会与信仰中心之间的关系对集体的香会进行研究，进而审视香会组织的特征。第一章，在对历史材料梳理的基础上，笔者对北京地区香会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在佛教的影响下，地缘基础上形成的“邑会”到了清代出现了“井”字里外香会的分化。香会的分化及其基础上形成的等级阶序是皇权中心的政治结构在信仰活动中的投射。依据场域的不同，井里井外的香会形成了完全不同的特征。第二章对香会的诚起进行分析。神灵的灵验是香会诚起、朝顶进香的根源。香会的诚起是会头个人努力的产物，在会头个人经历了神灵的灵验后，出于对神灵庇佑的寻求，会头转变成为娘娘的信众，带领着香会朝顶进香。第三章对香会的维系进行分析。参与香会的会员并非均是娘娘的信众，差序格局的中国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多重关系为香会的维系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对于旧时的香会而言，地方社区的统一性意味着地缘关系成为香会维系的重要纽带。在村落解体和市场化的当下，维系香会群体的手段呈现多元化特点。相较于拟亲属关系、制度性的师承关系，利益关系成为维系异质性会员的主要力量。当然，亦有建立在共同信仰基础上会员们的协商运作。第四章与第五章以行香走会的规矩礼节为核心，对仪式空间内的香会交往进行分析。对于旧时的井字里香会而言，仪式空间内的香会交往是对彼此身份的确认，尽管好胜的旗人讲究抢洋斗胜，但在族群、血缘、地缘、师承关系多重叠合的井字里内，人情的讲究使得行香走会时讲究得饶人处且饶人。对于当下香会而言，仪式空间内香会的交往是会头个人关系的展现。行香走会的规矩礼节依据彼此关系的亲疏呈现出效力大小的区别。对于最早完成市场化转型的总头把子们而言，仪式空间内的香会交往是会头利益关系的表达，规矩礼节的讲究是以总头把子的利益为基础的工具理性的差序道德在仪式活动中的投射。第六章以香会的朝顶进香为核心，对香会与信仰中心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对于旧时的香会而言，香会与信仰中心的关系是人神互惠的关系。在信众建构的神人关系中，作为回报的神灵的灵验是差序的。会头们通过与碧霞元君建立亲属关系，并通过朝顶进香的进行维系着人神之间的互惠关系。在社会资源充足的当下，朝顶进香的经济意义逐渐被挖掘，信仰中心与香会之间成为多重互惠关系的叠合。笔者认为朝顶进香的香会并非均质的进香团体，而是依存于不同的场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参与香会的会员并非均是娘娘虔诚的信徒，而是有着不同诉求的个体。集体的香会是在会头主导下，运用多重关系将不同诉求的会员统摄起来的组织。在香会“做宗教”的实践中，以自我主义为基础的差序道德始终主导着会头多层次关系的处理。香会不仅是信仰组织的存在，而是多重面向的组成，具备着“极简主义宗教”的特征。基于北京香会的调查，笔者认为，信众“做宗教”的实践来源于日常生活，对于土生土长的中国民间宗教而言，信众“做宗教”的实践受到了中国社会差序格局的强大影响。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赋予了信众“做宗教”的自主性，为信众提供了在人神、信众之间建构多重关系的可能，并在此基础上形塑了中国民间宗教中生活化的特征。笔者认为，宗教是社会的缩影，差序格局的中国社会形塑了中国民间宗教的特征。北京香会的个案表明，标签化是不同时代政权对待民间信仰的基本态度，这一态度本质在于权力者对于集体活动的恐惧。基于北京香会调查的事实表明，民间信仰活动的本质是向善的，其对于社会的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民间信仰活动潜在的反叛性特征是权力者模式化、概念化的产物。如何改变标签化的处理方式，因势利导的对民间信仰活动进行管理，成为当下政府必须考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