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梁漱溟领导的山东邹平乡村建设运动（1931-1937）是其中颇有影响的运动之一。时隔90年后，梁漱溟提出的“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问题依然引人深思。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这一重要的乡村建设运动，从民众的视角，探讨梁漱溟所说的“乡村不动”的原因及文化内涵，阐释乡村建设运动与邹平民间文化之间的关联，为当代乡村振兴提供思考。

本文以20世纪30年代山东邹平乡村建设运动为研究对象，从民俗学的视角切入，阐释乡村建设运动与地方民俗文化之间的关联。本文使用的研究资料包括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著作、山东邹平乡村建设运动的地方文献资料和历史档案以及作者六年来实地调查山东邹平乡村建设运动的第一手资料（2015-2021）。为了更好地阐释邹平民俗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和社会运动中的延续性，本文的研究时间段不局限于19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时期，而是延伸至1950年代农业集体化时期和1980年代改革开放后，并关照21世纪的当代乡村振兴时期。

本文结构分为三部分，包括《绪论》、正文和附录。正文共四章。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不是以乡村为最终目的，而是以国家建设为目的，因此乡村建设实验区的选址必定具有全国乡土社会的一定代表性。本文第一章描述山东邹平的地理、社会及民俗文化特征，阐释梁漱溟将乡村建设运动实验区选定邹平的缘由，以及邹平乡土社会的代表性与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之间的关联。

民众教育是山东邹平乡村建设运动中的核心内容，也是梁漱溟改造社会理论的实践之一。本文第二章阐述乡村建设运动中民众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分析民众教育在组织形式、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方面与民俗的关系，以及对邹平民间文化的借鉴与吸收。

乡村经济合作是山东邹平乡村建设运动中乡村自治的入口，也是梁漱溟改造社会理论的实践之二。本文第三章以邹平棉纺织为个案，阐述邹平乡村建设运动中发展乡村经济合作的理论与实践，分析乡村经济合作与邹平传统民间互助民俗之间的关联。此外，进一步结合新中国农业集体化时期和改革开放后的乡村经济合作个案，阐释民间互助民俗在不同时期的生命力。

农民是乡村民俗事象的主体承担者，也是乡村建设的主体承担者。梁漱溟始终强调乡村建设中农民自觉的重要性。本文第四章阐释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中的农民自觉，分析乡村建设运动中农民群体的社会角色以及主体性的发挥，兼论1950年代农业集体化时期和改革开放后传统行业农民角色的转换，挖掘其对当今乡村振兴战略中坚持农民主体性的价值与意义。

文末附录八种，分别是：1）山东邹平田野调查点示意图；2）山东邹平田野调查被访谈人信息一览表；3）山东邹平田野调查信息提供者人生历略；4）山东邹平调查田野日志选刊；5）山东邹平田野调查报告选刊；6）山东邹平乡建运动试验区棉纺业大事记；7）1980年代美国学者在邹平的调研情况一览表；8）山东邹平田野调查照片选刊。

本文的核心观点是：20世纪30年代的山东邹平乡村建设运动，是一场由知识分子发起的社会改造运动。从民俗学视角分析，梁漱溟将山东邹平作为乡村建设运动的实验区，是基于邹平的地理、社会和民俗特征，表明邹平乡村既有代表中国的普遍性，又有便于实验的特殊性。如何发挥农民角色的主动作用，是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关键问题。邹平乡村建设运动的实践通过民众教育、乡村经济合作等方式来启发或推动农民自觉。但是，从民众的视角分析，由于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和邹平乡村建设运动的实践带有一定的局限性，造成了“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两难境地。